党建专栏
《见证初心和使命的“十一书”》
发布人:余莉      发布时间:2021-06-04

见证初心和使命的“十一书”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贺页朵的“宣誓书”

“牺牲个人,言首泌蜜(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红布两边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与入党的时间、地点:中国共产党党员贺页朵;地点北田村;1931年1月25日。虽然这份誓词24个字中有6个错别字,饱经沧桑、陈旧模糊,但目睹者无不深深震撼于书写者贺页朵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对党的无限忠诚。

贺页朵原本是一位普通农民,在井冈山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感召下,他满怀热情地投身其中,把自家的榨油坊提供给红军当作秘密联络点,建立起一个地下交通站,为红军搜集和传递情报、运送伤病员、转运食盐等物资。

1931年,贺页朵45岁。由于表现出色,他的入党申请被永新县中共党组织批准了。1931年1月25日晚上,贺页朵激动地捧出一块早已准备好的红布,一笔一划地在上面写下入党誓词。贺页朵识字不多,24个字的入党誓词中他写了6个错别字,最能体现贺页朵革命信念的,是他在红布两边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与入党的时间、地点。要知道,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制造白色恐怖的年代,把名字和入党地点写在入党誓词上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被敌人发现,不但会失去自己的生命,还会累及家人和亲友。

1934年,贺页朵在一次伏击战中负了重伤。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坚持斗争,后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写有入党誓词的布条用油纸包好,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把“宣誓书”取下来默默诵读,并用实际行动履行着自己的入党誓言。

1949年8月,贺页朵盼来了解放,他取出写着入党誓词的布庄重地对家人说:“我入党时,介绍人反复嘱咐,宁愿杀头,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从入党到解放有十多年了,我没有告诉你们,因为这是党的机密啊!”

1951年,中央派慰问团到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时,贺页朵将这份珍贵的入党誓词亲手交给慰问团负责人。

这份在井冈山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入党“宣誓书”,他虽然写了一些别字,这些别字并不减少它陈列在革命博物馆的意义,倒使人感到它忠实、可爱、可贵。

傅烈的“绝命书”

“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还可以再讨一个或继承一个,你就当作没有生我这样一个孩子,只有这样想法。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伤。我并不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的。”

这是革命烈士傅烈1928年就义之前,留给父亲的一封遗书。

傅烈,原名傅见贤,1899年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其父傅善庆,在镇上开办了一家“傅启顺米栈”,家境殷实。作为家中独子,傅烈一直被父亲寄予厚望,希望他将来能子承父业。

1919年6月,父亲安排傅烈到上海吴长泰机米厂去做学徒。当时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傅烈被上海各界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行动深深吸引,决心投身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年底,他回到临川,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结果父子俩大吵了一场。父亲不理解傅烈的选择,而妻子陈才用却坚决支持,她暗地卖掉了自己的嫁妆,凑齐了丈夫的300元旅费。

在法国的勤工俭学中,傅烈结识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成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人之一。1924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5年7月,傅烈奉命回到祖国,到广州参加革命,在中共广东区委负责情报工作。后经组织特许,妻子陈才用也来到广州,和他一起投身革命。

1927年,四川发生“三三一”惨案,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傅烈临危受命,被派往重庆重建四川省委。在省委和傅烈的领导下,万源、宣汉、达县、蒲江、南溪、绵竹等地先后爆发武装暴动,正当四川革命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危机却悄悄
降临。

1928年3月9日,在重庆兴隆巷8号,正在秘密开会的傅烈等人被捕入狱。

在狱中,傅烈受尽各种毒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

1928年4月3日,敌人将傅烈在朝天门外残忍杀害。临刑前,傅烈给父亲和妻子各留下一封家书。在给妻子陈才用的信中他写道:“你是知道我怎样死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在信的末尾,他写下了“拼将七尺男儿血,争得神州遍地红”。

傅烈用自己短暂而耀眼的一生,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誓言。

寻淮洲的“请战书”

1934年12月14日,在安徽省太平县谭家桥镇,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遇国民党军,在抢夺制高点的战役中,冲锋在先的19师师长寻淮洲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临终前,寻淮洲反复念叨着“北上抗日!北上抗日!”“消灭敌人!消灭敌人!”

寻淮洲家境贫寒,父母还是想尽办法,让他在9岁那年进入了当地小学读书。13岁那一年,寻淮洲又考入了高小,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并萌发了革命志向。他曾在高小作文中写道:“革命的意义,是革除腐劣而建新优:如社会黑暗,便起社会革命;政治腐败,便生政治革命”。

为了实现革命理想,1927年,寻淮洲告别亲人,独自赶往长沙,去投奔浏阳工农义勇军。当时,他只有15岁,本来还不到参军的年龄,但是他强烈表达了自己投身革命要参加武装斗争的决心,成为了当时年龄最小的一名战士。

1927年9月,寻淮洲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又追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寻淮洲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屡建奇功,21岁便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军团长,成为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1934年7月,红七军团受命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寻淮洲担任总指挥。同年11月,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寻淮洲任19师师长。

1934年12月,红十军团首战谭家桥,为了争夺制高点,寻淮洲率部先后发起三次冲锋,都遭受失败。在发起第四次更大规模冲锋时,寻淮洲不幸腹部中弹。但他依旧忍着剧痛,指挥战士们往前冲。

12月16日,部队转移至泾县茂林镇,寻淮洲终因流血过多,英勇牺牲。寻淮州的遗体被就地埋葬,却不幸被随后赶到的国民党军掘墓破棺,残忍地割下头颅示众。

1938年5月,陈毅率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途经茂林镇时,为寻淮洲重建了坟墓,并为他亲笔撰写了墓志铭:“寻淮洲同志是毕生为革命利益、民族利益牺牲到底,足为抗日战士之楷模。”

“北上抗日!北上抗日!”“消灭敌人!消灭敌人!”这是寻淮洲的临终遗嘱,更是他的请战书,展现了一个优秀红军将领为国为民英勇牺牲的精神和初心。

王尔琢的“托孤书”

“儿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凤翠娘家父母双亡,望大人善待儿媳,见凤翠如见儿一般。”

这是1927年6月北伐军第四军25师74团参谋长、共产党员王尔琢写给父母的信。信中提到的凤翠,是他的妻子郑凤翠。

王尔琢和郑凤翠都是湖南省石门县官桥村人,两人青梅竹马。1923年10月,王尔琢与郑凤翠正式完婚。婚后仅仅三个月,王尔琢得知广州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毅然辞别新婚妻子,前去报考。

谁知这一走,竟成为这对恩爱夫妻的永诀。

在离家的三年多里,王尔琢不仅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还在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培养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他战功赫赫。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牵挂妻子和从未谋面的女儿的王尔琢写信让母女俩到武汉团聚。没想到,还没等到一家团聚,就发生了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王尔琢成了被通缉的“中共要犯”,不得不紧急离开武汉。

1927年6月的一天,在武汉的一处街巷里,郑凤翠带着她3岁的女儿桂芳,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丈夫王尔琢为她们租好的住处,但是屋内却空无一人。

母女俩空等了十多日,也没有等来亲人,只得给丈夫留下一封信遗憾返乡。三岁的小桂芳出生后还未见过父亲,父女俩一生中唯一的见面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等到王尔琢再回到武汉时,才发现妻子和孩子已经回了老家。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胡振荣:其实相差只有几天,就在这个时候,王尔琢感觉到非常愧疚妻儿,就提笔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托孤书”。

王尔琢从武汉赶赴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历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参谋长和红四军参谋长,成为工农红军最年轻的军参谋长。

1928年8月25日,王尔琢在江西省崇义县思顺圩追劝叛徒时,不幸英勇牺牲,年仅25岁。

在王尔琢烈士追悼会上,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传世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王尔琢牺牲后,郑凤翠独自抚养女儿,可这唯一的女儿二十岁时带着终生没有见过父亲的遗憾因病不治。

卢德铭的“行军书”

“现因时局转变,为了不连累家庭,今后我暂时不寄家书,你们也不要来信。我没有钱寄回来。”

这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给家人的最后一封家书。令人震惊的是,这位堂堂的国民革命军的团长,居然连贴补家用也无能为力。

卢德铭,1905年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黄埔军校二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是叶挺麾下的著名战将,参加了著名的汀泗桥战斗。

戎马倥偬之际,他没有忘记给家人写信,将行军途中的见闻,战斗所遭遇的损伤,一一告诉家人。

“这场战役歼灭了很多敌人,但是我们的伤亡也不少。我们的营长曹渊同志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我们这次北伐,有这样的顺利进军,全靠群众的支持。自广州出发以来,沿途都有老百姓给我们做向导,并主动给我们搬运子弹等辎重。”

在行军路上,他也会像一名普通的青年人一样,从与亲人欢聚的梦乡中醒来。

“我不是不怀念家庭,其实我也想念父母及兄嫂侄儿等。在梦中我曾发呓语,呼喊(侄儿)权一、少南。醒来时同志们笑我说,参谋长还在思乡呢!”

1927年9月,卢德铭奉中央指令率部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部队总指挥,成为毛泽东革命军事生涯的第一个军事搭档。

9月19日,遭受很大损失的各路起义军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当晚,毛泽东召开前委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讨论。卢德铭批判了余洒度“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坚决维护毛泽东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意见。由于卢德铭在部队中具有很高的威信,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由此,在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正确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

1927年9月25日,在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途中,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卢德铭仅带一连兵力在芦溪山口岩一带阻击敌人,胸口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3岁,成为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在卢德铭10来岁的时候,父亲就给他定了亲。女方叫颜瑞琴。在家信里,卢德铭曾经略带稚气地写出这样的话:

“如果瑞琴真要等我,则我对她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脚。”

在他看来,不久以后,他一定会与瑞琴再见面。接到他最后一封信后,他果真没有再寄回钱,也没有寄来任何一封家书。

张朝燮的“两地书”

这些是张朝燮和妻子王经燕的大部分书信,现存于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一页页泛黄的纸张,满含着烈火永生的心语,读来让人潸然泪下。

“就是我们的感情也要社会化,不要把对于私人感情的热烈,超过对于团体感情的热烈。”“我们的特别关系是永久存在的,不过现在我们只能把牠埋在深深的胸怀里。不然就要误了我们公共的使命”。

这是1927年3月27日张朝燮生前写给妻子王经燕的最后一封
家书。

张朝燮出身于官宦之家,王经燕的父亲是永修县的“首富”,俩人均出身富贵,家境优越,却毅然放弃了安逸与悠闲,走上革命道路。1919年春节后,青梅竹马的张朝燮和王经燕喜结连理。

1924年,张朝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期间当选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工人部长,1925年,在丈夫的影响下王经燕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秋,王经燕受党组织派遣,准备前往万里之遥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以革命事业为重的张朝燮鼓励内心犹豫的妻子服从组织安排,不要留恋家庭和孩子。行前,张朝燮填词一首,装入信封,让妻子在旅途中拆读。这首《念奴娇·送别》的词中,没有长亭送别的依依不舍,也没有西出阳关的悲哀与凄凉,猛进猛进,学成归来杀贼。催人奋进,激烈豪迈。

此后两年间,虽远隔万里,但鸿雁传书、互诉衷肠。厚厚的信笺,见证了一对远隔万里的革命伴侣之间的两情相悦、共同成长,他们为着共同的理想和初心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张朝燮被罢免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工人部长的职位。他回到老家永修继续革命工作,担任中共永修地委组织部长。

1927年3月27日晚,张朝燮给妻子王经燕写下了那封家书。张朝燮没有想到,这封家书竟成了他给妻子的绝笔。

十九天后的4月15日,张朝燮被百余反动匪徒包围。他奋不顾身突围求援,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5岁。

而此时,王经燕已完成学业,正准备回国。噩耗传到莫斯科,王经燕痛苦万分,但她迅速抹干泪水,毅然回国。

后来,王经燕担任了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6月省委机关被破坏时不幸被捕,后惨遭杀害,时年26岁。

陈毅安的“无字书”

1931年3月的一天,湖南省湘阴县一个名叫李志强的女子,接到了一封寄自上海的来信,然而两张信纸上竟空无一字!

这让李志强伤心欲绝。因为写信的人是她的丈夫陈毅安。之前丈夫就曾对她讲过,“如果哪天你要是收到我的一封无字书信,就说明我已经离开人世,你就不要再等我了。”

李志强和陈毅安相识于1923年。当年,18岁的陈毅安正在湖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暑假期间,他回到了家乡湘阴县,特意拜访了小学语文老师,正巧遇上了师母的外甥女,当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就读的李志强,两人一见钟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谢承新同期声:当年的8月的中秋节,中秋节,就由他的师母做媒,两人应该是定下了婚姻大事。

在随后的几年里,两人的婚约却一拖再拖。因为从湖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不久,陈毅安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组织的派遣,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陈毅安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跟随部队上了井冈山,屡立战功,曾在黄洋界战斗中大显身手。

这期间,陈毅安和李志强聚少离多,但一直书信不断。

“六妹爱鉴:老实不客气对你不起了,也已经同别人又发生恋爱了,这个人不是我一个人喜欢同她恋爱,世界上的人恐怕没有不钟情于她,这个人就是列宁主义。除了我们努力革命,再找不出别的出路,把一切旧势力铲除,建设我们新的社会。”

也正是通过这些书信,李志强渐渐理解了陈毅安执着的革命追求。她把陈毅安的每一封来信都悉心保存,并一直默默等候着他的归来。

1929年3月,陈毅安在井冈山战斗中脚部受伤,秘密回到家乡养伤,并与李志强完婚。

1930年6月,陈毅安告别已有身孕的李志强,应彭德怀之约重返战场,任红三军团第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在长沙战役中担任前敌总指挥。正是在这场战役中,陈毅安不幸牺牲,年仅25岁。

在收到陈毅安的无字信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李志强都不愿相信爱人已经牺牲。

火箭军某部队副部队长、陈毅安之孙陈正烈:但是我奶奶不死心,她觉得有可能是个秘信,那两张纸,她就让她侄子拿到长沙去,找洗照片那显一下,会不会有,最后也没有。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谢承新:(19)37年她专门给八路军的总部去了一封信,就询问陈毅安到底怎么样了。彭德怀彭老总就亲自给她回了一封信,陈毅安(19)30年就已经牺牲了。

确定了陈毅安去世的消息,李志强终身没有再嫁。

1951年,毛泽东亲笔签发了首批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陈毅安烈士的证书为第九号,由此他也被称作共和国第九烈士。

1982年李志强去世后,如愿与陈毅安合葬在了一起。

火箭军某部队副部队长、陈毅安之孙陈正烈同期声:我觉得我祖父和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是一样的,他们是为了信仰而生。为了人民而生,每一个革命烈士都是一座丰碑,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像航标灯一样,指引着我们后来的共产党员前进的方向。

夏明翰的“就义书”

武汉市警予中学学生朗读: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武汉市警予中学,曾是大革命时期向警予、夏明翰等革命先烈就义的地方,夏明翰烈士气壮山河的《就义诗》,就是在这里用生命写就的。

夏明翰的故居,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县洪市镇礼梓村,这是一座有着四十多间房屋的深宅大院。

夏明翰侄孙夏忠云同期声:这就是我们夏家的老宅子。夏明翰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院务会成员王小平:他的曾祖父、高祖父、祖父还有他的父亲都是做官的,官的品级比较高。二三级品的大夫,所以他是一个豪盛之家。

夏明翰兄弟姐妹十人,他排行第三。1917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在校期间,他接触到进步思想,并组织参加了响应五四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大游行。这让他的祖父大为恼火。

1920年,夏明翰毅然离家出走,并在长沙结识了毛泽东,后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夏明翰积极投入工农运动。参与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领导发动了平江农民暴动,他还带动了自己的弟弟和妹妹同他一起闹革命。

1928年1月,夏明翰奉命到湖北省委担任领导工作。此时,整个武汉都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临行前,夏明翰特意买来一颗红珠赠予妻子,并留下一首明志诗:“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宋健:他到武汉当时都快过年了,也知道武汉非常危险,他做好去了就回不来的准备。

1928年3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夏明翰不幸被捕。夏明翰入狱后,分别给妻子、母亲和姐姐写了三封信。

在给妻子郑家钧的信中,他写道:“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信中提到的“赤云”,是夏明翰的女儿夏芸,当时只有4个多月。

在给母亲的信中,夏明翰写道:“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

夏明翰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我们没有罪,我们要斗争。”

夏明翰被捕后,敌人对他施用了种种酷刑,但都不能使他屈服。3月20日清晨,夏明翰被押赴汉口余记里刑场。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宋健:他就义之前,敌人军官问他“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说?”他说“有,拿纸笔来。”敌人就把纸笔拿来,以为他还要自首之类的东西,结果他写的就是那一首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牺牲后,他的弟弟夏明震、妹妹夏明衡、弟弟夏明霹、外甥邬依庄也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赵一曼的“示儿书”

60岁的退休工人陈红,一直珍藏着一份特别的信件。这是83年前奶奶写给父亲的一封家书。虽然不是原件,只是父亲的手抄版,但随着岁月的沉淀,它在陈红心底的份量越发沉重。

赵一曼孙女陈红读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宁儿,是陈红父亲陈掖贤的小名。陈掖贤的母亲,名叫李坤泰。另外,她还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化名——赵一曼!

曾经纵横驰骋于东北大地的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却是一个地道的川妹子。她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一个富裕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

1927年9月,赵一曼被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她与同是黄埔军校出身的陈达邦相识并结婚。婚后不久,已有身孕的赵一曼接受党组织安排,辞别丈夫,回到国内从事地下工作。

1932年春,赵一曼将不满3岁的宁儿送到了汉口,交给丈夫的堂哥陈岳云抚养,并留下一张母子的合影,从此杳无音信。

1950年,陈掖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也正是在这一年,随着电影《赵一曼》的上映,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的事迹,被广泛传播。尤其她面对日军各种残忍酷刑,仍旧坚贞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了无数观众。

但是,赵一曼的真实身份,当时却还是一个难解之谜。

直到1956年,已经在北京工业学校任教的陈掖贤,才终于得知自己的母亲就是赵一曼的消息。

1957年,陈掖贤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凭吊母亲,第一次见到了母亲留给他的遗书。

这是赵一曼1936年8月2日就义当天写下的:

赵一曼孙女陈红读信:“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赵一曼孙女陈红:看到这遗书以后,他说他当时很伤心,因为,难过得很,他就找人要了纸和笔把遗书抄回来。回到家以后,他就用钢笔扎自己的手(臂),就在手(臂)上,在这儿,扎了“赵一曼”三个字,就一直到他死,那几个字都在手(臂)上。

誓志为人不为家,

跨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若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于1935年作于狱中

左权的“决心书”

1937年冬,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随八路军总部来到山西洪洞县。

在匆忙转战之余,左权给已经12年没有见面的母亲写去一封信,表达了誓死抗日的决心:

“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

并要灭我之种,

亡国灭种惨祸,

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

“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

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

“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

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

过去没有一个铜板,

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

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

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年少离家的左权,在历经战火的淬炼后,已经成长为一个足智多谋的军事家。

1940年8月,为了打击日寇,他和朱德、彭德怀一起指挥八路军主力,发起了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打破了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

八路军129师参谋长李达回忆说:“我亲眼看到左权副参谋长,时常废寝忘食,运筹帷幄;冒着枪林弹雨,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部队勇猛杀敌。为了胜利,历尽千辛万苦,使我永生难忘。”

1942年5月,日军抽调重兵,再次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扫荡”。

1942年5月25日,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十字岭指挥八路军总部突围转移。他坚决让彭德怀先撤退,又从容指挥大家有序疏散,完全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不幸被日军炮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

将星陨落,天地同悲!左权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与左权情同手足的彭德怀含泪写下了《左权同志碑志》:“壮志未成,遗恨太行。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隆冢丰碑,永昭坚贞不拔之毅魄。”

朱德总司令赋诗悼念: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1949年7月,解放军南下,朱德总司令要求入湘部队绕道醴陵去看望左权将军的老母亲。英雄母亲这才知道,自己日思夜念的小儿子,已经在7年前为国捐躯。

坚强的母亲没有恸哭,而是请人代笔撰文悼念儿子:

“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陈然的“明志书”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这首充满浩然正气的《我的“自白”书》,早已是广为流传的不朽诗篇。

它的作者,正是《挺进报》的印制者陈然。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封闭了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报社。

7月,重庆地下党决定编印《挺进报》,陈然被任命为《挺进报》特支书记,并一个人承担起最机密的印刷工作。

他白天是机械厂的管理员,晚上则秘密印制《挺进报》。

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之下,《挺进报》的出现,立即受到了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的欢迎,影响不断扩大,起到了教育人民、鼓舞斗志的作用。

这也让敌人十分震惊,他们千方百计搜寻《挺进报》的线索。

1948年4月22日傍晚,由于叛徒的出卖,陈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囚禁于军统白公馆监狱。

为了破获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敌人急于从陈然口中得到情报,对他使用了种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

在狱中,陈然把从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那里得到的消息写在纸条上,秘密传给难友,被称为“狱中挺进报”。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陈然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重庆解放前夕,军统特务惊恐万分,他们开始屠杀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政治犯。

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渣滓洞附近的大坪刑场。

在就义前,陈然曾告诉他的狱友——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他想要写一首诗,并将诗的主题内容告诉了罗广斌。

罗广斌脱险后,便整理写成了《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今天,奔腾的长江与嘉陵江依然川流不息,经过岁月的淬炼,烈士的精神和风采更加璀璨,永远激励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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